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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最愛歷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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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ID：solovehistory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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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2年，一種大雁拉的屎、大雁屎，成瞭許多苦難的河南人眼中的香餑餑。
這一年入春以來，河南全省連續幹旱，《河南省志》對此的記載是，1942年全省各地普遍 大旱 、 秋絕收 ： 安陽苦旱，二麥未收，秋禾盈尺又未結實；淇縣山丘顆粒未收；洛寧二麥收成不佳，早秋旱死，晚秋未出土。
從通許、伊川、偃師、汝陽、密縣、鄭州、尉氏、許昌、睢縣、西華、桐柏、南陽、唐河到新蔡，廣大的尚未淪陷於日寇之手的國統區，幹旱、絕收，正如可怕的瘟疫一般，蔓延瞭自古以來便是多災多難的河南大地。
田地幾乎絕收，於是，樹葉、雜菜等平時給牲台中靜電油煙處理機租賃畜吃的東西，眼下也成瞭饑民們的美味；蒺藜、柿餅這些平時覺得難吃的東西，價格也在不斷飛漲；榆樹皮能扒的，也被扒得精光用來填肚，對此，當時熬過瞭光緒三年（1877）大饑荒的老人們有經驗，他們說，吃瞭草根樹皮，即使熬過瞭這個年景，也是要病死的。
實在沒有吃的瞭，大雁屎也開始走香起來。
熬過瞭1942年這場大饑荒的河南偃師老人韓雷松回憶說，大人們告訴他，大雁的糞便是可以吃的，因為大雁吃的是糧食，拉的屎，裡面有不少還沒消化完的糧食籽，這種說法，在1942年的河南非常流行，無數已然餓得兩眼發昏的人們，已經顧不得臟和臭，隻要有，就敢吃。
河南災民正在刮樹皮吃
對此《偃師縣志》記載： 民國三十一年（1942）春夏，大旱，二麥歉收。7月，蝗災、風災，糧食收獲僅一至二成，人多以樹皮、草根、觀音土、雁屎充饑。災民19萬，外逃及死者難以數計。這次災荒為60年間所罕見。
河南《鞏縣縣志》也有這樣的記載： 民國三十一年，大旱，幾近絕收，加之日軍侵略釀成大災，農民多以樹皮、雁屎、觀音土充饑。 據當時河南賑災會統計，當時鞏縣餓死19100人，逃荒至少達8萬多人。
《河南省志 人口志》中也記載，1940年，河南全省人口是3067萬；到1942年，隻剩下2798萬人；1943年，剩下2595萬人；到1944年，人口更是降至2471萬人。短短四年間，全省人口減少瞭596萬，除去正常的人口增減和戰亂影響，估算1942年餓死人數，應在300萬人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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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場1942年的大饑荒，除瞭老天爺造孽，很多也是戰爭和人，惹的禍。
1938年，隨著日寇的節節推進，開封淪陷，為瞭保衛鄭州和武漢、西安，國民政府以水代兵，扒開瞭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南下、西進，史稱 花園口決堤 事件，而這一慘烈的行為，最終造成河南、安徽、江蘇三省44縣89萬人死亡、390萬人流亡、1250萬人受災，無數黃泛區人民不願做亡國奴，紛紛湧入國統區。
當時，日軍每到一地，就會大規模破壞農田莊稼，加上中日雙方戰爭影響，大量農田在戰爭中被毀或被迫拋荒；而1938年黃河改道，更是形成瞭一片長達400多公裡的黃泛區，致使河南東部平原的萬頃良田，變成瞭沙灘河汊，無法耕種。
此後黃河連年泛濫，頻繁決口；而1942年開始的大旱，則使得黃泛區土地經過大旱炙曬後，蝗蟲大量滋生。對此當時曾采訪河南大饑荒的美國記者白修德，在回憶錄中寫道： 這次黃河改道影響瞭河南的生態，後來的大旱與蝗蟲都與此有關。
1942河南災民
鄭州大學歷史與考古系教授徐有禮也表示， 黃泛區生態環境的惡化直接導致瞭自然災害的加劇 花園口決堤後，泛區內河淤溝塞，水系紊亂，蘆葦叢生，成為水旱蝗等各種災害的發源地。其中危害最大的除瞭水災之外就是蝗災。1942 1947年，河南、安徽、江蘇一帶多次遭遇特大蝗災，而黃泛區是蝗災的主要發源地之一。
蝗蟲所經之處，田園莊稼為之一空。
《河南災情實況》記載，1942年，全省起初是連續三個月大旱無雨，致使麥收不足二成；持續的幹旱，使得紅薯、高粱、蕎麥也幾乎絕收；到瞭秋天，遮天蔽日的蝗蟲飛撲而來，對此當時采訪旱災的河南《前鋒報》記者李蕤寫道：
旱災燒死瞭他們的麥子，蝗蟲吃光瞭他們的高粱，冰雹打死瞭他們的蕎麥，到秋天，最後的希望，又隨著一棵棵的垂斃的秋苗枯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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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朝歷代，都有水災和旱災，但為何唯獨1942年這次，卻顯得尤為慘烈？
對於當時的國統區最高軍事領袖蔣介石來說，1942年，他覺得自己實在太忙瞭，因此對於河南的災荒，他剛開始顯然並沒有太在意。這年1月1日，蔣介石先是出席太平洋會議；4月，中國遠征軍出征緬甸，而後慘敗；6月，美日爆發中途島海戰；7月，斯大林格勒戰役爆發；因此，對於河南國統區的水旱災害，一開始，他並沒有特別放在心上。
蔣介石甚至以為，地方屢屢報災，是奸詐之徒想減輕 征課 ，他在日記裡寫道： 本年有若幹省地方官紳，文電紛駛，申報水旱災況 操其心跡，官吏則藉報災荒，預圖減輕征課之責任，士紳則藉報災荒，以期市惠於鄉裡，或竟假以規避其本人納課之義務。
當時，數十萬國軍油煙處理機出租在黃泛區兩側，與日寇隔岸對峙，當時，幾十萬國軍的駐紮，所有軍糧、馬料、兵源供應，統統 就地取材 而身處前線的河南，從1937年 1942年，出兵出糧都位列全國第一，在1942年前的日子裡，人民繳納軍糧田賦之後，很多已經隻能是靠野菜雜糧勉強度日，而1942年的旱災和蝗災，則將他們逼到瞭生死存亡線上。
1942年，饑民倒斃路間
對於這場開始顯露苗頭的大災，當時駐紮河南一帶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，也察覺到瞭情勢不妙，於是開始向國民政府報災，但沒想到的是，與蔣鼎文的做法相反，在1942年初新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，卻故意遲遲不向國民政府報災，並且向國民政府申報說，河南 麥苗茁壯，收獲還好 。
因為在李培基等人看來，他剛剛新官上任，如果申報災害，勢必影響征糧和他的政績。以當時國民政府的縣長考核為例，當時蔣介石規定： 以後縣長的考績，軍糧占百分之三十五，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，其它占百分之三十。 縣長如此，省長也大概一樣，在李培基看來，誤瞭軍糧征收，這個省長還當不當瞭？
對於河南軍政雙方自相矛盾的報告，蔣介石覺得奇怪，因此對河南的災害，並不以為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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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地，水旱蝗災泛濫，而軍糧卻仍然按照正常年份進行征收，人民，在一點點被逼到生死線上。
為瞭保證正常征糧，當時的河南省政府繼續分派大員，到各個縣進行征收；各地縣政府則派人到鄉村逼糧，農民如果交不出糧食，政府便派人直接住到農民傢去 坐催 ，住農民的，吃農民的，逼著農民賣掉所有能賣的東西去納糧，為此，有的農民在交出全傢僅剩的一點糧食後，全傢服毒、集體自殺。
對此，當時不明就裡的國民政府官辦通訊社中央社，還報道說： 河南人民深明大義，罄其所有，貢獻國傢 。
1942年，一位河南農民，準備埋葬他的親人
以當時的河南許昌縣長王桓武為例，1942年許昌的麥收、秋收還不到一成，但為瞭政績和當官的王桓武，對上卻申報說， 許昌的農收仍為八成 ，對此，當時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許昌分團幹事長的楊卻俗回憶說：王桓武 隻是狠著心按預報的八成數字催農人繳糧，繳不夠的派地方自衛團的團勇挨戶坐催 吃著農民的，要著農民的，農民寧可自己沒有飯吃也不能不先打發催糧的人走，於是乎賣衣物，賣牛馬，賣耕具，賣掉一切可賣的東西來購糧繳糧。
當時，許昌 連年兇歲。饑寒交迫，死亡枕藉 以樹皮草根羅雀俱盡之饑民，當然無糧可交 ，但王桓武卻說： 寧可餓死十個老百姓，不叫餓死一個兵，為抗戰軍事第一也。 以致許昌百姓傾傢蕩產，賣兒鬻女，棄傢四逃者不計其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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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情況下，河南老百姓開始賣兒鬻女，最終甚至發展到，開始人吃人。
河南許昌人楊卻俗回憶說，當時， 賣孩子就像賣白菜 ， 在平時，如果丈夫勸妻子去跟別人過活，或者妻子要求丈夫把自己賣給別人，都是不可思議的事。但是，在那饑餓待斃的時候，丈夫為瞭憐惜妻子，不忍心她餓死，就勸說她跟隨別人，逃條活命；妻子也為瞭使丈夫免於餓死，自己不惜犧牲一切，要求丈夫把她賣去：反而成為他們的相愛相憐、恩義非常！如此人間的痛苦，也夠使人酸鼻瞭。
當時，糧價昂貴，人民紛紛將僅有的衣服、傢具拿出來賣錢，在河南省內各地的村集上，出現瞭公開的 人市 ，當時，小男孩、小女孩頭上往往插著一根谷草，以表示是用來賣的。
無以為生，《界首一覽》還記載瞭，當時許多來自河南許昌、漯河一帶的女孩子，被賣到位處安徽太和縣一帶的界首做妓女的事例。當時，河南鞏縣有個女孩子叫李艷芳，被一個軍人買去說是 做妾 ，沒想到那軍人卻將她帶到西安，直接賣到瞭妓院。
到瞭1942年冬天，當時，河南一帶的小麥，已經由正常年份的10元（紙幣）1鬥（14市斤），漲到瞭100元1鬥；到瞭1943年春天，價格更是暴漲到瞭800元1鬥；繳納完軍糧的災民傾其所有，卻買不起糧食瞭。
逃荒的河南農民
河南鞏縣的武磐石，1942年時才19歲，當時他正在許昌電信局工作。武磐石說，當時許昌縣城北門住著一個姓常的女人，鄰居都管她叫常四婆兒，這常四婆兒當時經常撿死嬰來吃，後來更是發展到，經常誘拐一些兩三歲的小孩進行殺煮，當警察對她傢進行搜查時，在她傢裡，看到到處都是支離破碎的小孩胳膊和大腿，而她傢的床底下，更是一堆白骨，在她傢一個破木箱裡，甚至放著還沒吃完的小孩屍體。
當時，《前鋒報》記者李蕤在《豫災剪影》中寫道，河南鄭縣一個老太婆和他的丈夫馬水道，甚至將自己的親生女兒殺死吃掉，兩個人被抓時，身上還藏著一包人肉。
當時，一些馬路邊的所謂餃子攤上，一些富有的顧客，吃著吃著，經常發現肉裡面，經常還藏著指甲。
對此李蕤寫道： 從前聽說人吃人的事，總覺得是人們的誇張，如今置身其地，親聆相食親子的事，隻有愧嘆自己以往的孤陋寡聞和感情冷淡。因此我希望坐在暖室華屋裡的人，不要忽視這些血的現實。
河南鄭州三青團分部，則在當時的調查單上，寫著當時民眾在活不下去後，各種各樣的死法：有上吊自盡的，有投井的，有服毒自殺的，有摔死孩子的，有全傢餓死的。
當時，擔任河南省建設廳廳長的張仲魯，寫瞭他在視察災害途中，碰到的一件事：
我又到方城、舞陽、南陽等縣視察救災工作，途中已見有人倒斃。方城城外即有人市，一對夫婦，無法生活，妻被出賣，當分手時，妻呼其夫說， 你來，我的褲子囫圇一些，咱倆脫下換一下吧。 夫聽此話，大受感動，抱頭痛哭說： 不賣你瞭，死也死在一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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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情繼續發展，在收到蔣鼎文等軍方關於災情的密報後，蔣介石在1942年夏天，宣佈將當年河南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，但 出乎意料的是，為瞭追求政績，當時的糧食部長徐堪卻將250萬石改為瞭250萬包。一石小麥約為140多斤，一包約為200斤，這一字之差，就多征收瞭1.5億斤糧食，不知逼死瞭多少窮苦無告的農民！
1942年10月初，蔣介石派中央勘災大員張繼、張厲生二人，前往河南視察，對此張繼、張厲生到瞭河南後，給河南各界大小官員開瞭個會，並宣佈中央的 德意 指示：災要救，但軍糧也不能免；而對災害，也 不能誇大其詞、過分宣傳，以免影響抗戰士氣、混亂國際視聽 。完瞭，張繼、張厲生 告誡 各位河南官員說：諸君受黨和領袖撫育、栽培、提拔，才有今日，一定要 實事求是 。
時任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張仲魯後來回憶說，河南省政府在全省大災的情況下，繼續派人到處催繳軍糧，而 超額完成征收軍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鬱文，（還）受到瞭蔣介石的記功褒獎。
除瞭災荒，當時河南國統區內，湯恩伯部隊做虐也非常嚴重。在當時，河南民謠傳唱道： 河南四荒，水旱蝗湯 。 水 為水災， 旱 是幹旱， 蝗 為蝗災， 湯 字，則是指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，盡管抗戰有功，但湯恩伯的部隊在河南省內，卻強迫河南省內的百姓，向駐豫的部隊供應數額巨大的軍糧和馬料，有的甚至沿用北洋軍閥 吃地面 的做法公開搶劫 以湯恩伯的13軍為例，當時，13軍的士兵到處搶掠農民，抓瞭人傢一隻母雞，還要勒索20個雞蛋，農民惶恐，當兵的還要呵斥說： 母雞能不下蛋，雞蛋哪裡去瞭？
黃泛區困苦的老農民
當時，13軍還到處派發賦稅，隨便抓壯丁，不管這傢人是否隻有一個男人，而有的士兵缺錢瞭，甚至在路上隨便抓人，然後向傢屬索要贖金。在此情況下，當時河南百姓流傳民謠說： 寧可日軍來燒殺，不要國軍來駐紮 。
在此悲慘的情況下，為瞭為民請命，國民政府參政委員郭仲隗，特地從河南趕到重慶，在1942年10月30日的重慶第三屆一次國民參政會上，郭仲隗淚流滿面，向在場的國民黨軍政要員，痛哭著陳述瞭河南的災情慘狀。
郭仲隗在會上流著眼淚說： 我是參政員，受河南三千萬人民的委托，人民生活在死亡線上，日夜憂心如焚，憤怒填胸，職責天良，怎能不大聲疾呼？所以在會上開宗明義就說，我坐過牢，下過獄，什麼都不怕，河南災情重到餓死的老百姓不計其數，年青者往陜西逃生，政府竟下令堵截；老弱在傢園先吃草根、後吃樹皮，現在吃觀音土，吃後屙不下來，活活憋死，難道政府的眼睛瞎瞭看不見，耳朵聾瞭聽不見嗎？我帶河南人民吃的十種觀音土，請各院部長看一看！
會上，郭仲隗將自己收集的河南老百姓所吃的榆樹皮、觀音土、大雁糞帶到會場上，流著眼淚向會場的要員們進行展示，並領銜聯名提瞭一個提案《河南災情嚴重，請政府速賜救災，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》。
隨後，國民政府開始進行賑災，並撥款2億元法幣到河南，當時，這筆錢大概隻夠300萬災民，每人買上0.9市斤米，而就是這樣一筆錢，最終撥到河南，被各級官員一路貪污，最終隻剩下8000萬元賑災；而河南省災情調查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、三青團河南支部主任王汝泮，也將賑濟款其中的200萬元，偷偷轉移，自己到老傢許昌買瞭500畝地；
此外，國民政府當時又下撥3億平糶款，責成河南省政府組織平糶委員會，到外省購買低價糧，按平價賣給農民，再用收回的資金繼續購糧輪番周轉；但這筆3億元的款項，卻被河南省府政秘書長馬國琳，和當時的河南工農銀行行長李國珍把持，進行投機買賣，所謂的平糶糧，一直到1943年新麥登場時，才運到災區；靜電油煙處理機出租而此時，款項已經下撥半年之久，300多萬人民已經餓死。
7
1943年3月25日到4月20日，為瞭獲取更多災區實際情況，《前鋒報》記者李蕤，從洛陽沿著隴海鐵路的災民逃難路線，一路騎車東行，對災情嚴重的區縣，進行瞭20多天實地采訪，在報道中他寫道： 淚眼，淚眼，饑餓，饑餓 都是今天、此刻便沒有東西吃，而且已經幾天沒有東西吃，沒有一個不是迫切地等待著救。他們覺得我穿著制服，是在外面 混事 的人，一定不是有錢便是有辦法。他們哪裡知道，我隻是個窮記者，手裡隻有一支並不自由的筆，和一顆不值一文的 同情心 而已。
面對不斷傳來的災情，1942年12月，《大公報》記者張高峰自四川北上河南，然後從洛陽前往豫西、豫東及黃泛區等地采訪，1943年1月，他從葉縣寄出通訊《饑餓的河南》，2月1日，《大公報》將其改為《豫災實錄》進行刊登，張高峰寫道：
記者首先告訴讀者：今日的河南，已有成千成萬的人，正以樹皮（樹葉吃光瞭）與野草，維持著那可憐的生命， 兵役第一 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， 哀鴻遍野 不過是吃飽穿暖瞭的人民，形容豫災的淒楚字眼。 隴海路上河南災民成千成萬逃亡陜西 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，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，失足斃命，更為常事 。
在洛陽，張高峰看到，昔日繁華的洛陽街頭，到處都是 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 ， 他們伸出來的手，盡是一根根的血管；你再看他們全身，會誤以為是一張生理骨幹掛圖 ，這些蒼老的乞丐 一個個邁著踉蹌步子，叫不應，哭無淚，無聲無響的餓斃街頭 。
最後，張高峰憤怒地寫道： 災旱的河南，吃樹皮的人民，直到今天還忙著納糧！
《大公報》記者張高峰1988年在天津
張高峰的報道刊發後第二天，《大公報》又刊發瞭王蕓生的社論《看重慶，念中原》，王蕓生在社論中寫道：
誰知道那三千萬同胞，大都已深陷在饑饉死亡的地獄。餓死的暴骨失肉，逃亡的扶老攜幼，妻離子散，擠人叢，挨棍打，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。吃雜草的毒發而死，吃幹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。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，未必能夠換到幾鬥糧食。這慘絕人寰的描寫，實在令人不忍卒讀。
而尤其令人不解的，河南的災情，中央早已註意，中央的查災大員也早已公畢歸來，我們也聽到中央撥瞭相當數額的賑款，如此紛紜半載，而截至本報通訊員上月十七日發信時，尚未見發放賑款之事，千萬災民還在眼巴巴的盼望。這是何故？尤其令人不忍的，災荒如此，糧課依然，縣衙門捉人逼拶，餓著肚納糧，賣瞭田納糧。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《石壕吏》，輒為之掩卷太息，乃不意竟依稀見之於今日的事實。
今天報載中央社魯山電，謂 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實征購，雖在災情嚴重下，進行亦頗順利 。並謂： 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，征購情形極為良好，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，貢獻國傢。 這 罄其所有 四個字，實出諸血淚之筆！
《大公報》報道相繼刊發後，國民政府震怒，下令《大公報》停刊三日；不久，1943年3月初，張高峰被國民黨豫西警備司令部逮捕，一直到日軍大舉進攻中原，湯恩伯部隊潰不成軍，張高峰才得以獲釋返回重慶。
8
《大公報》的被迫停刊，也引起瞭美國《時代》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的註意。
1943年2月，白修德連同他的朋友、《泰晤士報》記者哈裡森 福爾曼一起奔赴河南采訪，和張高峰一樣，白修德也被河南的地獄慘狀所震驚：他看到野狗在路邊啃咬著人的屍體，農民在夜幕的掩護中，割死人的肉；而乞丐們則匯聚到各個地方的城門口，路上不斷有棄嬰在哭泣和死去。
在白雪覆蓋的鄭州，白修德看到一群群衣衫襤褸、人形鬼貌的饑民，就躺在爛泥和水溝旁等死；而一個姓馬的婦女在法院受審，原因是她吃瞭自己的女兒，而孩子身上的肉，則被送到瞭法院作證。
與災民的悲慘處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駐防在河南的軍隊，依然在征收糧食和實物供養自己，而當地每個政府官員，也會按月得到定額的糧食。
1942年，河南農民在逃荒路上
在離開鄭州時，當地官員設宴招待他們，白修德記下瞭當時的菜單：兩個湯，有辣藕片、胡椒雞、荸薺炒牛肉，還有春卷、熱蒸饃、米飯、豆腐、雞和魚，最後， 我們還吃瞭3個霜糖餅 。
後來，白修德在著作《中國的驚雷》中再次回憶起瞭這頓飯： 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。
在返程途中，白修德在洛陽電報局，將自己的采訪報道，發電回瞭美國《時代》周刊總部，1943年3月22日，這篇名為《等待收成》的報道最終刊發，國際輿論一片嘩然。
當時，宋美齡剛好正在美國四處演說、求取援助，白修德的報道使宋美齡惱羞成怒，她強烈要求《時代》周刊老板亨利 盧斯解雇白修德，但最終被盧斯拒絕。
9
回到重慶後，1943年5月14日，白修德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：
自從回來後我的精神便有瞭病 神經緊張、壓抑、難受。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難以相信，哪怕戰爭結束後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訴別人。軍隊強行從農民那裡搶走糧食；饑民賣掉孩子來交稅；路上到處都是屍體；我看到狗從土裡扒出屍體；狗群撕開鐵路上死去的饑民。省政府在當地軍隊的威脅下，試圖封鎖消息，不讓任何人走漏風聲。重慶政府根本沒派人到災區的中心鄭州進行獨立的實地調查。中央政府為河南提供的賑災資金是兩億元。我試圖瞭解其下落 實際上它們根本沒有到達災民手中。
河南人民的苦難，震撼瞭白修德，最終他通過宋慶齡的關系，獲得瞭蔣介石的接見，在安排好接見後，宋慶齡給白修德寫瞭張紙條，囑咐白修德說：
此事關系到幾百萬人的生命 我建議你毫無保留、毫無顧忌地如實對他報告。如果因此會讓有些人被治罪，甚至掉腦袋，也請不要過於忐忑不安 舍此一舉，形勢就再沒有可能扭轉瞭。
美國記者白修德
後來，白修德回憶瞭這次他和蔣介石的會面：
蔣介石在他昏暗的辦公室接見瞭我，他站在那裡顯得身材挺拔，儀容整潔，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禮節後，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子上，臉上帶著明顯的厭煩神情聽我講述，因為是他的多管閑事的妻姐逼著她接見我的 我希望通過講述吃人肉的事，讓我的匯報有突破性成效。他說，人吃人的事情，絕不會在中國發生。我說，我見到狗在路邊吃死人，他說這不可能 （直到福爾曼拿出的）照片清楚顯示瞭狗站在路邊刨食死屍的情景，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瞭一點，有點神經質的抽搐。
後來，蔣介石仔細詢問瞭在那裡拍的相片，要白修德提供完整的報告，又詢問瞭很多官員的名字，還拿本子和毛筆記瞭下來，接著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謝，說白修德 比中國的調查人員更能幹 ，20多分鐘後，白修德被送出瞭蔣介石的官邸。
此後，國民政府終於開始救災瞭。
10
但人民，是會報復的。
1944年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後，湯恩伯的部隊，在河南戰場上一敗塗地，當湯恩伯的部隊向豫西撤退時，豫西山地的農民，開始舉著獵槍、菜刀、鐵耙，到處截擊湯恩伯軍隊的散兵遊勇，甚至整連整連地繳獲這些國軍的槍支、彈藥、無線電臺，乃至槍殺、活埋部隊官兵。
對此，湯恩伯則將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，歸到河南老百姓頭上，並誣蔑河南民眾都是漢奸，貼出標語，表示要進行屠殺。在此情況下，1944年9月，還是河南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站瞭出來，他在重慶舉行的第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，憤怒揭露瞭湯恩伯禍國殃民，以及河南人民身受 水、旱、蝗、湯 四大迫害的慘狀，並請求徹查湯恩伯等失職將領。
當時，郭仲隗在會場上聲淚俱下，激起全場憤懣，會場響起一片要求 槍斃湯恩伯 的呼喊聲，會議無法再繼續，不得不休會。此後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引咎辭職，湯恩伯因為是黃埔系的骨幹，最終被蔣介石撤職留任，為此，湯恩伯還曾經試圖派人刺殺郭仲隗，所幸並未成功；此後，河南省政府也進行瞭改組，瞞報災情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，也被免職。
湯恩伯，被河南人民稱為 水、旱、蝗、湯 四大害之一
而就在此前，靳志也給蔣介石上瞭一封書信，這就是大名鼎鼎的《旅渝豫人上蔣主席書》，靳志在信中寫道： 古訓謂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，中國三千年之歷史，從未有既失民心而不滅亡者。
1949年後，白修德則在《河南大災：最為刻骨銘心的記憶》一文中寫道：
從我的筆記裡很容易勾畫出一個野獸般的世界，但他們不是獸類，他們說創造瞭世界最偉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後代，即使是大多數的文盲，也都在珍視傳統節日和倫常禮儀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長。
這種文化是把社會秩序看得高於一切的，如果他們不能從自己這裡獲得秩序，就會接受不論什麼人提供的秩序。
如果我是一個河南農民，我也會被迫像他們在一年後所做的那樣，站在日本人一邊，並且幫助日本人對付他們自己的中國軍隊，我也會向他們在1948年所做的那樣，站在不斷獲勝的共產黨一邊
而黑格爾曾經有句名言，是這麼說的：
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，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。
但願我們的民族，永遠不要再陷入，如白修德所說的 野獸般的世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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